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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发现东亚(四四)用什么“超克近代”?

  “超克”是日语词汇,对应英语中的overcome一词。可以理解为超越、克服,甚至是征服。在1930和1940年代,对殖民现代(所谓“近代”)的不满,在日本的知识精英群体中日益增长,“超克近代”成为当时试图挣脱西方束缚、寻找日本主体性的思想口号。

1941年12月7日,当地时间清晨,日本联合舰队在山本五十六的精心策划下,成功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,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,“大东亚战争”爆发。此时距离马修· 佩里率领美国军舰首次“扣开”日本国门,将近90年。

珍珠港事件

在中国人的历史认知中,珍珠港事件是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环节,它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,但并不是历史的起点。但在当时乃至今天许多日本人的认知中,它是同“满洲事变”(侵占东北)、“支那事变”(全面侵华战争)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战争,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打开。和佩里的黑船来航一样,这是使日本再度进入世界史的事件,也是日本对“近代”一次隆重的宣战。

二战当然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又一次总爆发,其根源是一战后各种思潮和政治势力在暂时掩盖的危机中继续发酵、撕扯。对它的分析理解,有不同的角度:经济、政治、国际关系、社会、军事等。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,是思想。尤其是对于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场而言,这种思想的冲突至为激烈,至今也并未完全结束。

1942年7月,日美宣战半年多后,日本一些知识精英在《文学界》杂志召集下,在京都一家温泉旅馆,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讨论会,主题就叫“

近代的超克”。这个日后被思想史研究者反复提及的跨学科讨论会,目的是探究“大东亚战争”的意义。

站在今天,学者们的发言无疑是在美化侵略。但在当时,真正让他们兴奋的,并不只是战争本身,而是以对美开战为标志,彻底整理日本在近百年中的历史定位。在他们看来,开战并不只是对物质或权力的争夺,而是日本对欧美主导的殖民现代体制、以及这个体制背后的一整套历史文化观,作一个彻底的了断。用与会的京都大学哲学家高山岩男的话说,这代表了“非欧洲世界将要独立于欧洲世界的趋势或者事实”,而“满洲事变、退出国联、支那事变,贯穿这一连串具有世界史意义的”日本的意志,“不外乎是对立足于欧洲近代原理的世界秩序的抗议。” 换句话说,对于当时这些知识人,这场战争的抵抗性更大于侵略性。

前面的专栏已经提到过,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后,日本经历了最初的经济腾飞,也无可避免地遭遇到深重的社会危机。对欧美殖民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,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在日本的思想界、舆论界兴起。“亚细亚主义”的诉求,是摆脱西方的殖民桎梏,建立一个所谓“独立自主的亚洲共同体”。这套逻辑又和“兴亚”论结合,逐渐发展为日本对自身殖民亚洲的理论解释。

最早一批实践亚细亚主义的政治家,包括创立了东亚同文会的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。他的儿子近卫文麿在19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数度出任首相,与东条英机一起创立了法西斯主义色彩浓厚的大政翼赞会。正是在近卫文麿任内,日本明确提出了建设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纲领和政策,发动了“大东亚战争”,使亚细亚主义思想与军国主义实践深度结合。

乍一看,日本的大东亚论述,以反现代的面目出现。可其根深蒂固的逻辑,仍然是殖民现代性带来的。所谓“兴亚”,正是“脱亚”的另一面向。它一方面反对欧美以种族主义、文明开化论为主基调的历史观,另一方面却以标榜日本(或者东亚)的种族优越、文明独特来对抗这种历史观。它一方面强调抵制欧美帝国、资本与殖民势力的扩张,另一方面却以“共荣”为名,大肆在台湾、朝鲜、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扩张自己的帝国、殖民和资本。也就是说, 他们在用与“近代”完全一致的逻辑,完成“超克近代”的宏业。

日本的知识分子,尤其是那些对中国、对东亚有着深挚情感的知识分子,并非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矛盾。著名的鲁迅研究者竹内好(1910-1977)就表达过这种困惑:“我们热爱支那,热爱支那的感情又反过来支撑我们自身的生命。支那成长起来,我们才能成长。这种成长的方式,曾经是我们确信不疑的。直至支那事变爆发,这确信土崩瓦解,被无情地撕裂。”“我们一直在怀疑,我们日本是否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?!”

以反殖为幌子的殖民侵略,反帝为借口的帝国主义,这种理念与行为的分裂,只有在不断扩大的战争中才能被暂时调和。这也就是为什么,对美宣战,成了弥合这种分裂的救命稻草。用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的话来形容:“支那事变”对于这些知识人来说,曾经像是黑夜里沉重的、难以理解的晦暗;而“大东亚战争”则像一道明亮的光,快捷地消除了他们心中的这种晦暗。

《读卖新闻》刊发天皇对美宣战诏书

在对美宣战的一刹那,日本知识精英们被那种悲壮的抵抗意识所感召。珍珠港事件一个月之后,竹内好代表中国文学研究会发表《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》一文,欢呼“历史被创造出来了!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!”这与其说是对军国主义的拥抱,不如说是对美宣战让他深深怀疑过的侵华战争改变了性质,他因此而如释重负,“感动得发抖”:“正是在现在,一切都得到了证明……我们的疑惑云消雾散……在东亚建立新秩序、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,在今天已经转换成我们刻骨铭心的决意。” 对他和他的同仁们而言,“大东亚战争成功地完成了支那事变,使它在世界史中获得了生命。” “超克近代”,将西方,而非中国(以及亚洲其他国家)作为敌人,于是一切行为似乎有了积极意义。

这是一种绝望的浪漫主义,书生气的一厢情愿。应该说,正是因为日本当时站在了殖民现代性的巅峰,收获了巨大的工业和经济成就,才更深刻地意识到这种现代性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巨大的危机。知识人的问题意识是对的,但药方则错得离谱。问题的症结在于:用“大东亚”来超克“近代”,这个“东亚”,是以“非西方”的种族、文明界限来划定的。而这个划界的方法,正是构成殖民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要素。它规避了资本主义、工业主义、殖民主义的跨地域性,把自身的现代困惑,归结为两个代表性空间中(东方/西方)的种族、政治、和文化对立。

不错,“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”(竹内好语),但殖民现代性并不仅仅属于人类某个特定文化,欧洲和亚洲也从来不是隔绝的。

这种东西二元对立,根本抹杀了正被日本压迫的中国、朝鲜等国的诉求,无视日本才是亚洲诸国最残酷的殖民者的事实。

战时的日本思想者,“守望着那一道彩虹一样的彼岸光芒”。可那个精神彼岸是虚幻的。日本走向全面战争,为此塑造了一个名为“西方/近代”的敌人,以彰显自身的主体独立。但所有的二元对立,都是相互映射、相互依存的。如果日本/亚洲是“西方/近代”的反题的话,那日本/亚洲就恰恰没法脱离这个“西方/近代”而存在。

在18、19世纪,欧美殖民者为了凸显自身的优越性塑造了一个想象的“东方”,而20世纪的日本为了精神独立又塑造了一个与东洋对立的“西方”。向作为反面的“西方/近代”宣战的同时,日本不可避免地把自身超越于东西对立的历史经验也否定了。就像江户时代的日本知识精英试图借用古学、国学完成“去中国的中国化”一样,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经历着“

去西方的西方化”。

以殖民“抵抗”殖民主义,以区域帝国主义回应全球帝国主义,无论在理论还是行动上,都被证明是不可行的。日本最终战败,它既没有在思想上、也没有在实践上完成“近代的超克”,反而如美国思想史家哈里· 哈汝图念(Harry Harootunian)所言,“被近代超克”了。不但如此,它还使“大东亚”一词成为负面资产,成了那个未完成的帝国幻梦的符号。

日本战败

但是日本的侵略战争,却有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,那就是使中国浴火重生。抗日战争是中国在近代以来遭遇到的最大危机,但也造就了一个契机,刺激了在重重困难中的全民政治动员。在1940年代,中国知识精英对国族构建的方向存在对立的两种意见。以顾颉刚、傅斯年为代表的学者,认为中国应该加快现代国族的建设,强调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。而翦伯赞、费孝通等通过战时在西南的民族调查,主张认清中国族群的多样性,正视中国概念的多元性存在,从政治平等入手实现团结。两种民族构建的思路,在当时都有迫切性和合理性。前一种意见,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和认可;后一种意见,则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论述中找到同盟。

在社会革命背景下,种族/民族没有成为中国政治的唯一单元,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,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路径上展开的,它强调在反帝反殖阵营中的人民联合。即使是建国后的民族识别工作,其目标也不是强化族群界限,而是以赋予各族平等政治权利为手段,实现最终消弭差别。

在这个意义上,中国在抗战以来的国族建构,与日本试图以“西方”为镜像的主体塑造显然不同, 中国的现代国族(nation)有着超越狭隘民族/种族主义的革命特征。在今天看来,这一历史经验,至少提供了一种思索超克殖民现代的可能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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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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